从18世纪的自救史斯威夫特，到20世纪的文学文学卡夫卡和奥威尔，再到21世纪的篇用批评今天，正是书写现代国家从降生到成熟的三百余年。这三百余年，现代不仅是个体鸣潮一个个体自由得到长足进步的进程，更是自救史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段，人类个体在民族国家的文学文学框架内置身于这股势不可挡的技术洪流中，利弊殊难权衡，篇用批评以致形成一个关于现代社会中人之处境的书写经典议题。

基于对这一历史进程和现实境况的现代关注与思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涛历时多年，个体撰写了《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以下简称《文学三篇》）。自救史近日，文学文学《文学三篇》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行。篇用批评

活动以“现代国家三百年——从斯威夫特到奥威尔”为主题，洪涛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携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一同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乐享厅，围绕《文学三篇》展开对谈，通过文学与政治哲学的双重视角，打开一个更为深远的现实世界。

“现代国家三百年——从斯威夫特到奥威尔”《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作为一部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文学评论集，洪涛在《文学三篇》一书中选取了《格列佛游记》、卡夫卡小说、奥威尔小说这三部世界文学名著作为切入点来讨论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洪涛认为，小说伴随着现代而诞生，记载了现代个体的希望、恐惧、苦难和伟业。透过小说这扇窗户，庆余年2对现代之本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能有一种深入的了解。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洪涛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版。

从人的角度对现代国家做更全面的了解

活动现场，洪涛首先提及自己撰写这部学术专著的背景——现代国家与现代个体的诞生，现代个体在现代文明中的“自救”与“呼救”。他认为，现代个体因灾难而生，现代个体与生俱来的特点是“自救”。19世纪中叶以后，小说中“自救”的主题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呼救”。可以说，现代个体史是一部“自救”的历史，也是一部“呼救”的历史。

洪涛表示，他之所以挑选这三位作家的著作来研究，是因为这些著作就是现代个体史中的“自救”与“呼救”。他想要继续写个体的拯救史，这部《文学三篇》也想成为整个现代个体的“自救史”或“呼救史”的一部分。

《弗兰兹·卡夫卡》（1992）剧照。

之所以选择通过小说来看现代国家问题，洪涛表示，现代社会科学立足于确定事实，在事实当中的重要要素之间寻找因果联系，但无法回应或解决价值和信念问题。它的最大缺点是人的缺失。而小说里面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行动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他的理解，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客观知识，而是来自于人的情感。小说和艺术的中心是人，是要找到人身上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最光辉灿烂的地方，最精神性的一面，它是以人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因此，洪涛坦言，这部《文学三篇》也希望从人的角度来对现代国家做一种更全面的了解。

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后，人如何安放自己

《格列佛游记》问世于现代国家诞生之初，是一部革命后文学。小说以一个游历者或探险者的眼睛，展望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预言了作为现代国家之重要特征的技术统治。卡夫卡小说含义隽永，对现代国家另一重要特征——官僚统治——的揭示，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新型政治的“可见性”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正是技术统治和官僚统治的深化的结果，二者联手打造了现代国家机器。奥威尔小说是一部政治“预言”，是对如何化人为物、“机器”组装的完整流程的“见证”。

《格列佛游记》（2010）剧照。

刘擎认为，洪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写作是一种艺术，“他的学术写作里有一个不断跟学术八股范式挣扎的灵魂，也有另一种古典的传承。比如艾伦·布鲁姆也读很多小说，施派的很多人讲莎士比亚、讲国家，理查德·罗蒂特别重视奥威尔。”据此，刘擎表示，这说明西方有这样一种传统，把文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看，“这里面的主要关怀是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后，人如何安放自己。”

刘擎指出，当代政治学的思潮是关注两种政体的竞争，洪涛则是看到了所谓古今之争的问题，洪涛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古代秩序与现代秩序，而不是东方或西方，这是非常高的洞见，而且是被现在主流遗忘的。刘擎认为，文学或者人的生活，友情、爱情、家庭和好的公共秩序，就是要把“人”当做“人”对待，“洪涛是一个古典的知识贵族的影子，他认为人的尊严和人的个体性、人的独一性，是无法放弃，无法让渡的。”

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私人领域变得不再私人

余明锋认为，洪涛在《文学三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技术政制”。“技术政制”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在今天去反思我们的生存现状，技术不是单单在提供便利，也在改变我们的观看之道。

“信仰、个人的情感等都是个体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私人领域变得不再私人了，只要翻翻他的手机搜索记录，个人就没有隐私而言。今天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处境——随时可能被曝光在围观人群的目光之下。而人性本身是软弱的。”余明锋说，正如《文学三篇》中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从前人要理解自身，需要把自己区别于动物，但是在今天我们要区别于机器。”

《格列佛游记》（2010）剧照。

余明锋表示，这时人的动物性，开始变成我们维护自身人性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所谓的动物性、身体性是我们身上最古老的部分，在技术时代，它是我们身上的一片没有完全被技术化的自然。而洪涛在书中担忧我们古老的身体也被彻底地技术化，“这会是以一种进步的名义，以一种无限光明的名义来驱逐人性的幽暗——而这个人性的幽暗，恰恰可能是我们今天要去守护的。”

记者/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柳宝庆